請繼續往下閱讀

2022/02/25

《登山皇帝的14座/8000公尺高峰》登上8850公尺的世界最高峰,我的最後一步—獨攀聖母峰

我從8千公尺高峰遠征的經驗中,一步步學會那些我們能夠做得「更多」的事,以及做得更好的事。為了達成這項目標,首要任務是認清有哪些東西可以變得更簡單、哪些東西可以被拋下。而屬於我的最後一步,大概就是以獨攀方式登上聖母峰峰頂了。

為了要爬聖母峰,我當然也想更加瞭解索盧坤布地區。雪巴人在當地居住已經約有3百年歷史。相較於喜馬拉雅的其他區域,索盧坤布的生態更是因為大量遠征活動與長途健走觀光行程而深受其害。只要我和彼得身體仍維持健康狀態,我們就會協助搭建營帳。我們跟其他遠征夥伴的關係也十分融洽。當時,里歐‧狄更生(LeoDickinson)帶著一支英國團隊準備為我們拍片,作為攻頂見證。為了紀錄最後一段路程,我負責把相機背到峰頂。後來,販售影片版權所賺得的錢,足以抵銷遠征很大一部分的費用。

在我準備出發前往聖母峰挑戰不戴氧氣罩攀登之前,針對我個人與我的點子而來的反對聲浪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電視上、在大型記者會上,都會出現反對者。他們覺得,我們或許可以成功在沒戴面罩的條件下登上聖母峰峰頂,但沒辦法順利歸來,即便回來了,也完全變成殭屍了吧。當然,不可諱言地,這些言論、質疑與攻擊不可能不對我們造成任何影響,它們稍微澆熄了我們的熱情。可是,我仍然想要嘗試,想要反所有厄運預言而行。

請繼續往下閱讀

逆流而泅不只激發我對這項行動的懷疑,事實上,奮力抵抗外界許多聲音反而同時讓我時刻充滿力量,而且不只是在山上,在生活其他方面亦然。我不想以挑釁的回應方式來向我的批判者證明我是正確的,我想要用嚴謹的證據說服他們,不戴面罩也一定有辦法登上聖母峰。

希拉瑞在1953年首次攀登中,解決了一項或許是登山史上最大的問題。25年後,梅斯納爾證明不戴氧氣罩同樣有辦法登上聖母峰。

於是,1978年春天,我跟彼得與奧地利聖母峰遠征隊一起前往基地營。基地營海拔5千4百公尺,當時仍有許多積雪,天寒地凍。大約早上5點時,寒氣爬入睡袋、鑽進身子,使人再也無法暖身。那時候,站在這座雄偉大山的山腳,上方是不斷開裂的冰溝,我愈來愈沒有把握,認為我們的力量不夠,沒辦法在更高處戰勝寒冷、戰勝缺氧、戰勝恐懼;儘管如此,我對生命依然無所畏懼。

出發前,我預想到所有在這兩個月的遠征途中可能朝我襲來的痛苦與掙扎,不過那些經常攫住我的膽怯,在幾個星期內便消逝無蹤。我在四月底就登上南鞍了。彼得身體開始不適之後,我嘗試獨自攻頂,與我同行的還有兩位雪巴人──安‧多吉(AngDorje)與明瑪(Mingma)。但我們被暴風雪困在南鞍上兩天兩夜,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必須在海拔8千公尺、沒戴面罩的情況下存活意味著什麼。

請繼續往下閱讀
後人於聖母峰北壁發現馬洛里的屍體;很顯然地,1924年時,馬洛里與安德魯‧歐文(AndrewIrvine)的繩索小隊並沒有成功登頂。

那幾天裡,我一心只想要活著回到山腳下。可是,我同時也愈來愈堅信,如果天氣好的話,我們一定有辦法爬到比南鞍最後營地更高的地方。繼奈爾茲和羅貝特‧紹爾(RobertSchauer)、我們的嚮導安‧浦(AngPhu)跟攝影師霍斯特‧伯格曼(HorstBergmann)登頂之後,我和彼得在5月8日等到時機,跟英籍攝影師艾瑞克‧瓊斯(EricJones)一起攀上南鞍,並在那裡紮營。隔天一大清早,我們冒著暴風天候繼續向前。

我們刻意挑南鞍作為出發點,這樣才能把在海拔8千公尺以上停留的必要時間壓到最短,也才可以避免在沒有面罩的情況下在38千5百公尺處紮營。這個策略勢必是我們最終能夠成功的一項關鍵。假如我們跟以往多數遠征一樣,分成兩段攀升──先從南鞍爬到8千5百公尺、在那裡紮營,再攻頂、回程──那我們肯定沒辦法成功。因此相較之下,如果我們以正常速度前進,把在上面停留的時間縮到最短,那我們必須忍受高海拔的風險就會降低。

從南坳到峰頂大概花了我們8小時。最後一段路由我領先、幫彼得拍攝;他登上希拉瑞台階和峰頂的樣子,那一幅幅撼動人心的畫面、充滿戲劇張力的時刻,都被捕捉在影像之中。直到今天,當我看著那些照片,那些景象仍會瞬間活過來。我們恍恍惚惚地坐在那個一心一意想抵達的最高點,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

請繼續往下閱讀

請繼續往下閱讀

訂閱運動視界電子報

追蹤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