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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5

《登山皇帝的14座/8000公尺高峰》登上8850公尺的世界最高峰,我的最後一步—獨攀聖母峰

我從8千公尺高峰遠征的經驗中,一步步學會那些我們能夠做得「更多」的事,以及做得更好的事。為了達成這項目標,首要任務是認清有哪些東西可以變得更簡單、哪些東西可以被拋下。而屬於我的最後一步,大概就是以獨攀方式登上聖母峰峰頂了。

環境與當地文化的破壞

除了通往聖母峰、K2峰的路徑及安納布爾納峰周遭的路途之外,沒有什麼證據確切指出觀光客「污染」喜馬拉雅當地環境。在那裡或許會看到鐵鋁罐和紙片,但對當地人來說,它們就如字面上的意思一樣,只是鐵鋁罐和紙片,不是垃圾!「垃圾」是西方的詞彙,垃圾是無可避免的。

那裡的人只是微乎其微地向消費社會靠近,在聖母峰攀登路徑上甚至只有一棟由外國商企樹立的建築──「日本飯店」──現在也為了存活掙扎著,甚至可能即將倒閉。喜馬拉雅山脈受觀光產業掠奪的程度,可能永遠都不會像阿爾卑斯山脈的處境那樣;由於基本生存必要條件──氧氣──的缺乏,阻礙了供給短期觀光客之設施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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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5年造訪「日本飯店」,遇到一團從西雅圖來的年長婦女。她們先飛到加德滿都,在那裡搭直升機,很快就被載到附近這間飯店的私人停機坪,接著有人替她們配戴氧氣裝置,她們坐上氂牛、沿著舖好的石徑前往飯店。到了飯店,她們戴著氧氣罩坐在這裡,望向窗外拒絕從濃霧中現身的聖母峰。她們每晚多付10塊美金,便能在夜裡睡覺時享有氧氣輔助。隔天早上,她們步履蹣跚地走下小徑,回到直升機,再搭上前往泰國的班機,喃喃自語地說:「噢,天啊,早知道會是那樣,我就絕對不會來了。」她們完全沒有親身踏上加德滿都的土地,也幾乎沒有吸到那裡的空氣。

我們許多人可能會犯的第一個錯誤,是帶著刻板印象把雪巴人想成某種無法為自己做出決定的次等物種。依蓮‧布魯克(ElaineBrooke)和湯姆‧雷爾德(TomLaird)正確地提醒我們,佛教信仰在雪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當他們去登山,可能會違反他們的信仰及佛教中的階級。不過當然,如果忽略教條,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其實有許許多多通往「唯一真理」的宗教途徑,正如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一樣。雪巴人尤其滿是嫉妒地保護著自己身為個體的權利,而我認為,人們應該將他們視為個體,依此對待、尊重他們。這個道理適用於喜馬拉雅山脈上的所有人。

—道格‧史考特(DougScott)摘自《山》(Mountain)

道格‧史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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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路程十分戲劇化。彼得匆促地離開峰頂,不時以屁股著地的方式溜回南鞍。我在上面多待了一會兒,拍攝、觀看、用錄音帶錄下一些話。透過這些紀錄,我希望能把從峰頂到基地營的體驗更「忠實」地保存下來,畢竟,沒有什麼能比我們自己的記憶更會騙人了。

當我也準備回程時,看到彼得已經在我下方很遠的地方變成一個黑點了,而我依然不疾不徐。但抵達南鞍的時候,我的眼睛開始感到劇烈疼痛──稍早拍攝時,為了看得更清楚,我三番兩次地把眼鏡拿掉,因此引發雪盲。攻頂後的那天晚上,我在海拔8千公尺處的帳篷裡飽受折騰,疼痛的感覺嚴重到有時候我只能坐著、含著眼淚才勉強忍耐──哭的時候症狀會稍微緩解,比較不會那麼痛。

到了隔天,天氣依然暴風不止,我的視力只能辨別出大致輪廓,要繼續往下爬變得頗為困難。當時也是彼得走在前面,我一路緊抓著固定繩索,憑著感覺摸下山。彼得先到三號營等我,我們在那裡稍作休息後,彼得接著再度領先出發,我獨自爬回洛子岩壁腳下。謝天謝地,他在那裡同樣停下來等我,因為他跟我一樣也需要幫助;他從南峰溜下來時扭傷腳踝,腳步因此變得不穩。抵達二號營時,我們兩個就像傷兵一般,但同時也是驕傲的贏家──我們推翻了所有的警告跟自以為是,成功在沒有人工氧氣輔助的情況下爬完聖母峰了。

如同以往的遠征,這次也有一些聲音質疑我們的成功,但我們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無氧氣罩攀登的可能性。唯有當其他人也成功在不使用人工氧氣的條件下登上聖母峰、唯有當這種形式的8千公尺高峰攀登變得理所當然,那些讒言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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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距無人工氧氣的聖母峰首攀兩年之後,我達成首次獨攀。我不是要拿這個第二趟聖母峰遠征來證明我的第一趟,或是展現自己沒有「英雄」彼得‧哈伯勒爾也能攻克聖母峰──都不是。我會踏上這次遠征,是因為我相信自己可以比1978年再往前跨出一步。一方面,當時我開始玩一個新遊戲,就是認識所有季節樣貌的8千公尺高峰;另一方面,我還不認識西藏。我已經在春天、夏天、秋天去過喜馬拉雅了,但還不曾在雨季、冬季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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